父亲小名叫阿华。

　　父亲个子并不高，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计划经济年代，买东西都得凭票供应。在农村，谁能弄到一张购物证，身价也就随之涨了好几倍。记得有一次，父亲到在县里工作的七叔那里拿回了一张红旗牌自行车购车票，我们兄弟三人非常高兴，心想赶集再也不用走路了。父亲却说，“这是给你们的舅舅要的！”说完，就把购车票给舅舅送去。长大后我才懂得父亲是个很要面子的人，有时宁愿让自己的子女吃亏，也要为自己争一口气。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精通古文古道，肚里有点墨水，在村中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还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上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人家都要请他帮忙，父亲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邻里发生纠纷，谁家有了矛盾，村干部解决不了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生产队那阵子，队里一些非体力劳动的活，大伙总是推选他去做。因此，父亲不仅有了当过记分员、会计的经历，而且有了承包小卖部的“经商”经验，也下料喂过牛、清理过牛粪等。有的工种虽然很脏很累，但父亲总是干得很欢！就这样，父亲靠着自己的“本事”，和母亲一道，苦心积虑地支撑起这个家，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成人。除大哥、妹妹务农外，我和弟弟先后加入了工薪阶层的行列。

　　回顾父亲的一生，他总是那么慈祥和蔼，善解人意，他从未与村中邻居拌过嘴，吵过架，总是与人为善，和睦相处。记得从我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经常对我讲做人的道理，让我好好读书，长大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他看来，农村人似乎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读不了书就得想办法出去当兵。他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了解放军，才能有出息。

　　于是，父亲在1972年和1973年秋季，连续两次让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大哥到大队部报名参军。大哥身体没问题，政审也合格，可是，由于文化水平低最终被别人挤出了当兵的行列。这让父亲很丢面子，找在县里工作的七叔帮忙也无济于事。

　　1978年我18岁那年，也是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父亲把送子当兵的希望寄托在我这个排行老二的身上。在报名之前，父亲胸有成竹地对村上的人说：“老大不行，老二上，老二不行老三上，我就不信，我三个儿子中，没有一个能当得了兵。”他认为，我是高中毕业生，家庭成份又是下中农，符合征兵条件。可是，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我那颗不争气的虫牙、身高和体重。为了把牙齿治好，他带我四处求医，在得到医生“不影响当兵”的答复后，父亲才乐呵呵地对我说：“儿子啊，你就准备到部队当兵去吧！”为了让我增高增重，家里有好吃的，父亲总是最先给我留着。经过大队、公社、县三级体检，我终于接到了令全村人都为之振奋的红色的入伍通知书。

　　1978年11月13日，是我光荣入伍的日子。那天，我和大队的其他两名应征青年，身披大红花，自豪地走在敲罗打鼓欢送子弟兵参军的人群里。我发现，父亲的双眼溢满了幸福的泪水。父亲把我拉到跟前，嘱咐我到了部队“听领导的，好好干！”父亲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县城里。我和新战友们坐着“闷罐车”，唱着歌，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到驻湛江空军部队当了一名雷达兵。

　　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艰苦训练，我和5名同乡被分到了玉林福绵雷达站，当了一名雷达操纵员。在连队，我牢记父亲的谆谆教导，加倍努力工作，很快成为连队的技术骨干，同时被列入提干对象。

　　在得知提干制度改革后，父亲借钱把我以前丢弃的高中课本寄到了连队，并敦促我报名参加军队院校招生考试。我在值班、站岗之余，克服了夜间蚊子多，学习条件差等困难，补习完了全部高中课程。经过三次拼搏，我终于考上了军校。毕业后我提了干，入了党，立了功，从一名普通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一名团职军官，圆了父亲的梦。每当我探亲回家，父亲总是自豪地在乡亲们面前夸我有出息。那种“教子有方的成功感”溢于言表。1992年，我从湛江调回爱人生活工作的桂林市，在空军学院机关工作。

　　当我准备把父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来生活的时候，父亲却因病于1994年4月20日离开了人世。

　　父亲从患病到去世，大概也就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据家里人说，父亲被确诊食道里长了个瘤子，是因为吃了一块鸭肾被卡在喉咙里。

　　那是92年一个盛夏的一天，闲不住的父亲象往常一样，一大早就骑着那辆咣当咣当响的破自行车赶集会友去了。吃午饭的时候，父亲要了鸭肾、鸭肠等熟菜，和友人喝了几杯米酒。吃着吃着，一块切得稍大一点的鸭肾卡在了喉咙里，咽不下，吐不出。到了医院，医生想了很多办法才把它取出来。此后，父亲一吃东西，就感到吞咽困难。大哥把他送到镇医院检查，医生说，人老了，食道变窄了，多喝些水，再吃几服泻火的中药，过几天就会好的。父亲按照医生的吩咐吃了药，可是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于是，父亲就真的怀疑自己是得了什么病了。家里人都劝他到医院去看看，可父亲认为那是小毛病，没有必要到医院去。

　　1993年5月，七叔和父亲来桂林，我带父亲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父亲食道没有发现肿瘤。父亲高兴极了，当晚陪七叔喝了好几杯酒。第三天，我陪他到街上画了个碳素画像，第四天父亲就回去了。我想留他多住一阵子，可父亲说家里离不开他。“我身体没大病比什么都好。”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我心里却在流泪。

　　1994年4月15日，弟弟发来加急电报：父病危，速归。我立即买好车票往家里赶。看着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的父亲，我禁不住流下了忏悔的泪水。“我回来晚了，我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职责，父亲，你打我这个不孝之子吧！”父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哪里还能打我呢？

　　父亲哽咽着断断续续的说：“我没有怪你，自古忠孝难两全，你是部队的人，领国家奉禄，尽管很忙，但总得写封信回来吧？！难道你忙到连写封信的时间都没有？”我无言以对。

　　那一刻，父亲风里雨里送我上学，千里迢迢给我寄书，探亲回家时陪我聊天，给我掖被帮我驱蚊，挑灯给我写信，叮嘱我在部队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父亲伸出粗糙而干瘪的双手，把我寄给他的300元钱递给我，“阿二，你寄给我的钱都收到了，现在这些钱对于我已用不着了，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们要把你们的母亲照顾好。”说得我们兄妹四人个个哭成了泪人。

　　转眼间父亲逝世已经16周年了。16年中，我时刻感觉父亲仍没有离开我，仍在宾阳老家与母亲守望着远在桂林工作的我。父亲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时时在我脑海浮现。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这些做子女的留下一文钱，却给我留下了一辈子都享用不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