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问过桂林法院了，他们说按规定是要你们在六个月内办完，但不一定就得等到六个月才下判决，你们要快点帮我处理这个事，我儿子等着用钱，假肢公司催了好多次了，我说要相信法院，不会少他们一分钱的，你们要做好事呀，帮我判下来拿到钱。我问过检察院了，他们居然说我儿子作为成年人不该坐在有危险的磁选机上休息，说我儿子也有责任，我儿子他是受害人怎么会有责任呢？不管我儿子坐在哪里他们不开电闸就不会有事，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你们不会判他有责任的，法院是讲道理的地方”——颤抖的声音从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口中传来，他执拗地以为只要有损害就应该得到全额的赔偿，他那无助而又无奈的眼神，让我的心又一次为之擅动，“刚才上来有个警察挟着我胳膊说要问了话才放我上来，我说我来过很多次了我是来办事的不是来闹事的才让我上来”，“小妹，你也姓陈是吧？一家人呀，你要帮帮小弟，两条腿都没了，以后日子怎么过哟”，干瘪的嘴唇反复地念叨着那几句话，我赶忙上前递上一杯水，请他在一旁坐下慢慢说，也正好趁此将手指从键盘上稍事放松，审判庭里很安静，老庭长在看卷宗写判决，桌上的烟灰缸里不下二十个烟头，我想，他的思路又一次被打断了……。

　　来访者虽然才五十出头，可看起来已像是经历了几百载风雨的雕塑，脸上的皱纹石刻般的聚拢在眉间，眼神是那么的暗淡无光。老人穿着朴素，白色尼龙衬衣挽着袖子露出黑瘦的手臂，瘦瘦的皮带把腰勒得小小的，略显宽大的蓝粗布裤子挽至膝盖, 看起来像是一个倒挂的灯笼，布鞋洗得发白，他一只手托着斗笠，一只手利索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包五块钱的“真龙”香烟，用那枯树枝般的手颤抖着给老庭长递上一支，这应该是他买过的最贵的香烟了，在婉言谢绝中将递出的烟又插回烟盒收进了裤兜里，苍白而乱蓬蓬的头发倒在布满皱纹与沧桑的额前，从那浑浊而暗淡的瞳仁中看到他几乎快要落下泪来，他胡乱地重复着那几句话，是命令？是请求？他急切而小心翼翼，他紧张、害怕而又无助……

　 “你这个案件法律关系有点复杂，我们经合议庭评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还要向市中院汇报并请示中院的意见之后才能有结果，我们会尽快办结，一切按法定程序进行，之所以没有草率下判决，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就是要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划分责任要做到公平、公正，你就放一百个心，大热天的不用天天都来催，您老人家的身体要紧，回家等我们电话吧……”，当事人的父亲显得很是忐忑不安，不记得这是他第多少次来我们办公室了，多少同龄的老人可能都在家带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了，而此刻的他吃不下睡不安一直担心着儿子的伤痛和官司，还要照顾一家人的生活问题，但是他还是坚韧地挺过来了。我由衷地敬佩，他妻子天生的痴呆，听说他也神志不太清楚，大女儿有智障问题，但幸运的是生了个健康的儿子，本来挺阳光一小伙儿，今年十九岁，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和期盼，他在离家不远的镇上一家机械厂做机械加工、安装，月收入1500元左右，对于这个家庭，他就是星星之火，他就是未来，他就是一切。我想，他们也曾因儿子的出生有过很多梦想吧？但是噩耗来得太突然了，不幸总是降临在不幸的人身上——今年年初的一个午后，忙碌的上午终于结束，或许他从轰隆隆的机械声中解放出来时实在是太累了，于是随意地坐在自己的“作品”——矿石磁选机上打盹，或许他正梦想着有一天自己坐在老板的位置上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梦想着挣大钱盖新房娶媳妇，好好孝敬孝敬爹娘……双腿贴在磁选机的齿轮上，不偏不倚。而此时，他的同事按照常规——每完成一件加工制作都要开电闸试机验货，据在场的同事讲当时大声喊过，“试机了，试机了”，之后就轻轻地合上电闸，那一刻，年轻小伙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急转，两条腿被机器有力滚动的大齿轮卷了进去。事后，拨打120送往灌阳县医院，后转至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有幸活了下来，两条腿高位截肢，完全丧失劳动力，落下了终身的残疾。但愿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每次看到这位老父亲，用不连贯的语言，强调着是儿子的同事故意陷害，显然他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敌意；对司法也充满了疑惑，“立案三个多月了我几乎每隔两天都要来催促承办法官，居然都还没有帮我拿到儿子的医药费、假肢安装费等等的赔偿？”

　　法律是公正的，法律也是无情的，尽管适用法律的人怀揣一颗怜悯之心不断在公平与善良之间纠结，但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清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务必找到法与情的最佳平衡点，用客观的事实对每一个案做出公正而又公平的判决，这才是作为法律人应有的一颗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