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林权政策的变更（林权到户）和市场对林木的需求量大幅度增长，林木价格直线攀升。在林业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以滥伐林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案件越来越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作者以200９年以来广西资源县法院审理的此类案件为视角，厘清此类案件审理的特点和问题，探索解决此类纠纷的出路和对策。
一、滥伐林木案件的特点
1、滥伐林木案件在整个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比不少 。虽然滥伐林木案件在整个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11.85%下降到2012年6.11%，但从整个刑事案件的分布中，却排在盗窃、故意伤害之后，列整个刑事案件的第三位，且所占比例连续维持在6%以上，也就是说，每百件刑事案件中，至少就有6件滥伐林木案件。
2、犯罪人数每年呈上升态势。滥伐林木案件犯罪人数2009年为13人 ，2010年、2011年为14人，2012年 1-9月则上升为16人。
3、被告人大多数为农民，全部为男性，年龄多在 60岁以下。从2009年起，在审结的42件滥伐林木案件中，判处有罪人犯为57人，全部为男性，其中有52人为农民，占结案人数的91.23%，居民5人占8.77 %；从被告人年龄来看，30岁以下的4人，占7.02 %，30-50岁的21人，占36.84%，50-60岁以上的25人，占43.86%，60岁以上的7人，占12.28%，60岁以下人员所占比例高达87.72 %。
4、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判处的57被告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仅2人，只占3.51%；初中文化程度的22人，占38.59%；小学文化程度的18人，占31.58 %，没读过书的15人，占26.32 %。
5、单独作案明显上升，团伙作案的多为亲友。与2009年以前滥伐林木案件团伙作案居多相比，2009年以来的滥伐林木案件显著特点就是单独作案猛增，所判决的42案件中单独作案的占30件，所占比例为71.43% , 团伙作案的12件，仅占28.57％，团伙作案多表现为一人起意，通过纠集亲属参与。
６、滥伐林木案件多发生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偏远山区。地处资源县偏远地区的河口乡、两水乡是案件的多发地，42件滥伐林木案件有25件是发生在这两个地方，从被告人居住地分析：在农村居住的50人占87.72%；在城镇居住的7人占12.28%。
二、滥伐林木案件逐年增加的原因分析
1、强大经济利益的驱使。资源县属于相对单一的农业县，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民靠单一的种地维持生活，没有更多的经济收入，只能靠到自己承包的责任山砍伐林木变现。一些个体木材加工厂，无视法律规定，不过问卖木材者是否是合法拥有木材、是否办理了采伐许可证等，都大肆收购。
2、文化程度低导致法制观念淡薄。部分被告人认为林木是自己买来的或者是自己的，采伐林木是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经过他人批准。有些根本就不懂法，认为砍树不是杀人放火，如被发现顶多受受教育、罚款了事，却不知其行为已触犯了法律，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3、管理部门监管滞后。相关管理部门在采伐、运输、收购等环节疏于管理，
致使当事人有机会作案，最终导致滥伐现象非常严重。
４、农民依山而居，且居住分散，为滥伐林木的发生提供了便利。资源县人口居住分散，且大部分农村依山而居，单门独户的被告人为了解决急时所需林木，就随意采伐林木，单独作案，主管部门很难发现，给一些居住在边远山区的被告人有机可乘。
５、犯罪成本降低，存有侥幸心理。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的处罚以判非监禁刑加罚金为主，这让许多犯罪嫌疑人存在侥幸心理。
三、预防和治理滥伐林木犯罪的对策建议
1、建议党委、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切实采取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就业渠道等方式增加农民收入，改变滥伐林木案件案件多发地以林养收的单一模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用富民措施抵制不法经济利益的诱惑。
2、切实加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法实施细则》为主的森林法律、法规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法制宣传教育。针对山区地域广阔、人口分散的实际，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通过这些法律、法规的法制宣传教育，使守法意识深入农民心中，让广大农民自觉维护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从根本上杜绝滥伐林木的犯罪现象。
３、建议林业主管部门创新管理模式,更好地履行对森林资源的管理。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认真履行对森林资源的管理职责，让森林资源全天候处于安全监控下。
４、相关部门应加强协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法院、林业局、森林公安、乡镇林业站等主管部门保持经常性联系与沟通，互通、传递新的林政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信息，及时掌握林区治安动态，在预防和治理犯罪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预防和打击滥伐林木的综合治理工作
５、法院应从保护生态角度出发，能动司法，确保打击与预防滥伐林木犯罪并举。坚持“打击犯罪、预防为主”的原则，针对滥伐林木犯罪案件的行为人群身份特点、案件性质和帮教方向，灵活运用司法手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不断探索创新审理此类案件的工作方法，形成长效的管理机制，从而增强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