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市叠彩区法院对该院近年来审理的开设赌场案件进行调研发现，2009年至2011年，无一起开设赌场案件；2012年受理的6件12人开设赌场案全部案发于农村地区，其中4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均判处缓刑）及罚金（2人已缴纳），8人免于刑事处罚，案件数量激增，需引起重视。

 该院分析认为开设赌场案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涉案人员全部为当地农民，文化程度低。12人中仅3人具有初中文化，其余均为小学及以下文化。二是多为团伙作案，组织性强。烧水、卖烟、望风、记帐、联络赌客等分工明确。三是反侦察能力强，犯罪地点隐蔽，流动性强。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犯罪人员往往选择较为隐蔽的场所开设赌场，且场所灵活多变，如田地里、鱼塘边、仓库以及村民家中等。四是涉案金额高，参赌方式较为简单。赌场一般采用“拨豆子”的方式，随机抓一把豆子，一次拨4粒，以余下豆子数量进行赌博，简单快捷，每天抽头渔利上千元。五是处罚较轻，判缓比例高。判处有期徒刑的4人均为赌场股东，但全部判缓，帮助望风的8人均免于刑事处罚。

该院分析认为开设赌场罪高发主要原因:一是犯罪成本低、收益高。农村地区开设赌场投入成本相当低，只需找个场地，提供赌博工具和茶饭，组织者从赢家获利中抽取2%至5%的利钱，稳赚不亏，为高额利益驱动，不惜铤而走险。二是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存在纵容心理。有些村民对赌博与娱乐的界线分辨不清，认为打牌娱乐很正常，对公安机关打击开设赌场犯罪不参与、不举报，甚至提供场所和便利条件，导致赌博行为的蔓延。三是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给赌场开设提供可乘之机。农村地区文化生活相对单一，农闲除了看电视无其他文化娱乐方式。一些地方打牌赌博几乎成了农民的主要娱乐活动，给开设赌场提供了社会需求。四是部分地区就业压力大，导致许多失业下岗人员无所事事，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依靠开设赌场谋求生计。五是法律规定不明确，刑罚较轻，难以起到震慑作用。现有法律未对此罪的具体追诉标准作出规定，即该罪获利多少、参赌人数多少、赌博机达到多少台等构成开设赌场罪并未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如何处理开设赌场的行为标准不一致，削弱了打击赌博犯罪的力度。此外，此罪虽有两档刑期，但由于未明确规定“情节严重”的标准，实践中往往只以第一档刑期3年以下来处罚，大多判以缓刑并处罚金，使人误以为只要交点罚款就没事了，甚至交完罚金后又重操旧业，司法权威性大打折扣。

   为遏制农村地区开设赌场犯罪高发，该院建议：一是完善刑事立法，加大对开设赌场犯罪的处罚力度。明确规定开设赌场罪的追诉标准，统一打击此类犯罪的法律标准，避免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特别要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加大打击力度，更好发挥刑法威慑作用的同时，确保量刑上的均衡。人民法院在具体处理赌博犯罪案件时，应加大罚金的处罚力度，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杜绝他们犯罪的可能性。同时，还应针对为开设赌场提供房屋租赁、赌博游戏机出售、维修等帮助行为，明确作出有关“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的特别惩治规定。二是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加强法制宣传和禁赌教育。通过公开宣判、以案说法、报道典型案件等生动有效的方式，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赌博违法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法律后果，震慑犯罪，教育群众，为禁赌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和执法环境。三是司法机关合力加大对开设赌场犯罪的打击力度。公安机关加强对涉赌犯罪的情报收集，弄清赌头、赌点和赌窝的情况，现苗头坚决制止和打击，发并对开设赌场提供保护和通风报信者坚决予以有力处罚；人民检察院要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方针，快捕快诉；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对于开设赌场的主犯依法严惩，同时做好财产刑的追缴、执行工作。同时把“禁赌”活动纳入社会综合治理的立体防范体系中。通过有奖举报等形式充分发动群众积极提供赌博犯罪线索，检举揭发赌博犯罪分子。四是多措并举减少社会闲散人员，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各级政府要想方设法拓宽就业渠道，为无业、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引导其远离赌场，走向健康。重视对刑满释放人员和无业、失业人员的帮扶工作，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减少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社区、单位、家庭与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帮助其改掉赌博恶习。同时，加大乡村文化体育和娱乐场所设施等硬件投入，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层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正面引导、积极带动农民群众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化普及活动，从而自觉远离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