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开小时候泛黄的记忆，在老家那条石板小巷有一户制称人家。每天上学放学经过他家门口，总是听到乒乒乓乓的敲打声。我忍不住好奇，喜欢坐在他家门槛上，看着他们制称。据说他们家四代制称，可以追溯到清朝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因为无论过去哪个时代，“称”都是经济市场不可或缺的衡器，而且别人都说他家的称是“良心称”，都喜欢来买。靠着这个传统手艺，他家的日子过得也比别人家稍好些。

手工制作杆秤的工艺在中国流传历史悠久，由秤杆、秤盘、秤钩、称砣组成。据民间传说，木杆秤是鲁班发明的，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杆秤上刻制13颗星花，定13两为一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添加“福禄寿”三星，正好十六星，改一斤为16两，并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直到20世纪50年代，国家才实行度量衡单位改革，把秤制统一改为10两一斤。传统大号杆秤一般选择楠木作秤杆木料，中小号的杆秤多数使用秦巴山中阳坡所产的“红??/span>子”木，木材经阴干一年以上，据所要做杆秤的衡量要求，用锯截成适当的长度。手工艺人根据经验将用作秤杆的木头先用正刨刨圆，达到合适的尺寸，再用反刨将毛刺处清理干净，对秤杆进行初步的打光。两位匠人合作使用墨斗，以线绳在秤杆上弹出几条纵向等分墨线，确定“叨口”。 气一手持刀从下往上支托秤杆，经过测量在秤杆上找出三个“叨子”的位置；将秤杆固定，在杆身安装“叨子”的部位分别打出垂直的穿孔并试装三个“叨子”。 为了美观，秤杆两头需要包铜皮。秤盘是预制的，将盘上的三根系绳挽结到秤杆大头最外侧的“叨子”上。用“叨子”将秤悬提，秤盘中依次放上不同重量的砝码，在秤杆上测定其距离，以两脚规分割并仔细标出星花位置，以此来校秤定星，然后以细铜丝嵌入钉星花。在初步制好的称上进行打磨、清洗、给秤杆施染着色。最后对整个秤杆修整抛光，让秤杆光润、上面的刻度即“星花”更易辨识，然后挂上打制的铁秤钩，一杆称就制成了。

在我的旧影像中，我觉得“称”是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它可以衡量周围一切物体的重量，可以在买卖中促进交易的完成。小时候在市场上，常常看到小生意人带上一杆杆秤或别在腰间或放于笼篓之间、货物之上，待买卖来时随手一握秤杆，挂好秤砣，栓好秤盘，架势搭上之后生意也就做成了。它款式多样，从中药铺里袖珍的铜称，到卖猪卖羊用到的大称（以前农村大的牲畜买卖通常将其装进笼子里，用1米多高的大木头制的称来称量），大小不一，材质、刻度也有区别。但唯一一点相同的就是，能够相当准确地称出物体重量，买卖双方都能心悦诚服地交易。

随着不断学习、成长，我才更深刻地领会到称的涵义。杆秤是我国最古老也是人们仍然在使用的衡量工具，他根据杠杆原理所制造出来以方便人们买卖，映射出我国古代劳人民的聪明才智。秤上星花还有流传的民间说法，无论做什么生意若少给一两就少一颗星，星被认为影响人的寿命，所以就有“秤上亏心不得好，秤平斗满是好人”的说法，这更体现了杆秤在民间深厚的情感基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衡器：台秤、电子称、案秤、弹簧秤、电子磅秤、托盘天平等等。而作为中国独立发明的传统衡器，杆秤并不比电子秤“科学”性差，它在中国应用了数千年，其社会价值可以说是无所不在、难以语言描述。杆秤比起电子秤更具人情味，买卖中，卖家满脸笑容喊一声“您看，秤高高的”，买家看着那高高翘起的秤杆也觉得确实得了很大实惠，更是满心欢喜的付钱。它具有人文性格，用杆秤做出的生意也正反映了我国丈化的独特之处，中国人讲究的是一定原则下的往来人情，不同于外国硬性原则下的精准计算，于是在生意中也不为硬邦邦的金钱来往，更像是一次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传统手工做秤的工艺不仅集中了东方人重直观和崇尚简洁实用的高度智慧，也凝结了大量的精巧工艺技术，蕴藏着丰富的专门知识，仍然具有特殊的科学工艺、历史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价值。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改造，老家的大街小巷早已换新颜。城镇规划中将原来的老房拆迁，把原来细窄不平的石板路，修成了一条宽大平坦的水泥路。再次回到老家，我已找不到那户制称人家，不知道在日子越来越红火的今天，他们是否还保留着这份传统手艺，祖祖辈辈地传下去呢？踏上久别的故土，我在脑海中回想起他们家堂屋正中贴着的红纸上的几个大字：只做良心称，细细品味着其中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