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您先进来坐会儿，喝杯水解解乏，有什么事儿慢慢说”，我把门口的大姐让进办公室，微笑着给她接了一杯白开水。大姐拘谨地接过水杯，腼腆地唤我“阿妹”，抿了一口，又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总算不那么紧张了。我耐心地跟大姐聊会家常，才知道大姐是因为被法院通知领取应诉材料才来的法院，但又因为没听清法官的名字及办公室号牌，到了法院又不敢向工作人员询问而茫然不知所措。最后我通过查询案件登记本，把大姐带到了审理她的案件的法官的书记员处。

像今天这样类似的一幕，时有发生。自我因工作调整搬到二楼楼梯口的办公室后，因办公桌侧对着楼梯和办公室门口，由此，便多了一项额外的工作，即是接待不属于我的案件当事人的“问路”和咨询。这对我来说，倒也不会觉得麻烦和厌倦，一则可以借接待这些群众之余松松焦灼的工作状态，一则也是实在不愿见到抱着希望而来的群众再失望而去。我总以为，也许我并不能扫去他们的忧愁，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少一些波折多一些指向。

如前述的那位大姐，在我不经意的视线里，似已在二楼徘徊往复了不下一次。我放下手中的工作，特意看向大姐，只见大姐衣着朴实且整洁，手里紧抓着一个塑料袋包着的东西，神情急切又无助地左看又看。大姐发现我在看她，惊了一下，想进我办公室又不敢进来，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但最终又没开口。我赶紧缓了缓工作时的严肃表情，对大姐笑了笑，走出门口把大姐请进办公室，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虽则被打断了工作思路，但心里却是高兴能帮上那位大姐的忙的。

身在县城基层法院，接触的大都是普通老百姓，其中最多的是农村的群众，他们对法律和法院抱持着最朴素的敬畏和认识，把法院工作人员看做是“官老爷”，往往会把应法院通知来法院领取法律文书当做“犯事儿”而胆战心惊，因而在办事中唯唯诺诺，裹足不前。不应该是这样的。面对这些或年老、或沧桑、或稚拙的群众的唯恐冒犯、小心翼翼，同事们都说那滋味真是又心酸又无奈。普及法治知识是一项长期并逐渐社会化的思想工程，在目前，我们能够做好的便是告诫自己在接待群众时应给予善意的对待和耐心的倾听。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可以是群众眼中的“阿弟”、“阿妹”，但绝不能是群众心中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让群众活得更有尊严，在法官宣誓时就已铭刻在我和同事的心里，这也是青年法官梦想追本溯源的真正内核所在——群众的安然便是我们最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