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大师说，每部刑法都属于特定的时代。刑法修正案作为应急性的法律文件，回应并且解决着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通过看刑法修正案背后的立法目的来回顾和梳理相关的热点问题，有时候也挺有趣的。

本文主要从比较的角度来重点分析刑法总则的变动：

我国刑法从1997年颁布以来，一共有过9次修改。我国刑法修改的时间比较随意，但是修改的次数频繁，这对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修改的内容也从最开始的个位数慢慢增加。值得称道的一个进步是，前七次刑法修正案都是自公布之日起立即执行，而第八次和第九次都在通过之后给予了公众一定的理解时间，在几个月之后才正式实施。我国刑法修改的时间比较随意，但是修改的次数频繁，这对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修改的内容也从最开始的个位数慢慢增加。值得称道的一个进步是，前七次刑法修正案都是自公布之日起立即执行，而第八次和第九次都在通过之后给予了公众一定的理解时间，在几个月之后才正式实施。

我国刑法典的体系是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总则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规则的规范体系，是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一般而言总则比较抽象且稳定，在刑法修正的前七次中，都未涉及总则的修改，而在第八次和第九次则做出了变动，这些变动虽然不像具体罪名改变一样可以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但是意义非同一般。现在，我们具体来看看刑法修正案九中的变动：刑法修正案九中一共修正了四条总则条款。总则中又可以分为绪论、犯罪论和刑罚论，进一步缩小范围讨论的话，这一次的修改只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中一共修正了四条总则条款。总则中又可以分为绪论、犯罪论和刑罚论，进一步缩小范围讨论的话，这一次的修改只发生在刑罚论中。刑法的修正一般有三种：变更原文型修正、增加条款型修正和废止原文型修正。在上述四条中，第三十七条和第六十九条属于增加条款型修正，作用是补充，反应了刑法由粗糙化向精细化的转变。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三条属于变更原文型修正。将仅有的两次总则的修改（即刑法修正案八和九）做对比，我们会发现第五十条和第六十九条在这两次中都进行了修改，可见该条文的争议比较大。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刑法修正案九中的这四个修改条文：

一、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七条是这四条中唯一一条最终稿和草案不相同的。草案中的规定是：“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相关职业。”而定稿中则改为了：“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定稿把草案中的五年期限降低为三至五年，可见该项条文在修改过程中有较大的争议和压力。

二、第五十条

第五十条提高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和“严格限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要求是一脉相承的。死缓制度本来就具有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功能，修正案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由“故意犯罪”提高至“故意犯罪，情节恶劣”，并且增设了配套设施，规定了死刑缓期执行期间重新计算制度。而关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备案”的规定同时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活动的监督权，有利于促进司法的公平公正。关于该条文的更深解读，可参考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主要视角。

三、第五十三条

该条扩大了缴纳罚金确有困难的可能情形，“经人民法院裁定”规定了裁定的机构，使得权责更加分明。而“延期缴纳”则增加了该项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加大了罚金的追缴力度，这和这次修正案中多处增加的“并处罚金”思路一致，我也赞同可能是为了促进财产刑的发展。

四、第六十九条

该项条款是增加型修正，规定的是管制并罚制度，有学者提出，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只执行有期徒刑，而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的，则两项刑罚都执行，这是否有违公平。此处可能带来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可能给犯重罪的人带来好处，因为拘役是比管制更严厉的惩罚。第二点是在庭审中可能出现奇怪的现象：即辩护人往重罪（拘役）的方向辩护，而公诉人往轻罪的方向（管制）指控，不便于展开公诉工作。

   综上，刑法修正案九对总则部分做了如上四点修改，该修正案自2015年11月1日已经开始施行，效果到底如何，还有待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开展，让我们一起期待吧